隆昌石牌坊的特殊价值与文化伦理蕴涵

    隆昌石牌坊除了造型优美、装饰题材丰富之外，还大量运用了中国古代特有的象征和寓意等装饰表现手法。石牌坊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将图案、寓意和情感融为一体，呈现一种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绝佳状态。不仅文化内涵异常丰富，伦理秩序昭然，而且有机生成了境界超迈的审美意象。

    隆昌石牌坊的文化伦理蕴涵

    隆昌石牌楼对于世俗生活的刻画，巧妙地借用象征和寓意的手法。每种装饰图案原本来源于世俗生活，或选择加工，或提炼转化，往往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。隆昌石牌坊在建造的过程中，其所选择的装饰题材，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神话传说的深刻影响，一般通过紧紧围绕神、仙、妖、精、魔鬼以及龙、凤等角色敷衍故事内容，比如民间流传较广的“八仙过海，“白蛇传”及“仙人祝寿”等，用这些题材装饰牌坊，绝不仅仅为装饰而装饰，更多地寄托着人们的信仰和精神。

    禹王宫山门坊上的“八仙”图像即为典型之例"八仙”题材在我国传统装饰内容中出现频率向来较高，原因有二:一是由于民众对八仙人物及其故事的喜爱，二是由于中华民族的数字崇拜和宝物崇拜的意识浓烈。八仙不仅是好运喜庆的象征，代表着国泰民安和谐与共，也是人们对具有神通力量的八仙的敬仰。“八仙”题材作为装饰题材出现在建筑上己有很长的历史，其表现的内容和形式甚为丰富，或八仙过海各显神，或八仙得道，或八仙斗龙王。较多情况的图像是八仙同时出现，而禹王宫山门坊上的“八仙”内容却是以“铁拐李”的单独出现给予落实。生成画面为:左而为三人，铁拐李驻足于仙物之上，两侧各站一神童，形貌凶恶，似是叱喝，特别是左立神童，一手持宝物，一手向外掀掌，像是运功状。图像右边亦是三人，为龟神、龙王和护卫，三人均立于海中，面向铁拐李作求饶状。整个画面似表现东海龙王及兵将对铁拐李等人作甘拜下风状，特别是画面构图将铁拐李等人安排得略高于他人，这样更能显示出人们对八仙的敬仰和偏爱。

    隆昌石雕牌坊还善于运用宗教器物作为装饰题材。这些特别神物，既是吉祥文化的象征，也是民俗信仰功能的载体。作为装饰的“暗八仙”题材便具有一定的宗教作用和民俗功能“暗八仙”指八仙的八件法宝:葫芦、扇子、玉板、荷花、宝剑、洞箫、花篮以及渔鼓。暗八仙与明八仙相比更具有另一番审美趣味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特别是隆昌石牌坊中的“暗八仙”纹样与“佛八宝”纹样的混合使用，很大程度上收到了相辅相成的效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隆昌石牌坊中的“卍”字纹样运用颇多。就其用意，大概与佛教有关，这是一个被佛教徒视为吉祥和功德的具有神秘色彩的符号。据《长阿含经》说，它是第十六种大人相，位于佛的胸前。在《有部毗奈耶杂事》第二十九卷，说佛的腰间也有卍字相。“卍”仅是符号，而不是文字。它表示吉祥无比，称为吉祥海云，又称吉祥喜旋。在中国佛教中，“卍”字的翻译也不尽一致，北魏时期的一部经书把它译成“万”字，唐代玄奘等人将它译成“德”字，强调佛的功德无量。中国唐代武则天将卍定为右旋，定音为“万”，义为“吉祥万德之所集”。此纹样在隆昌石牌坊中多处用到，如禹王宫山门坊左、中、右镶板上就有“卍”字纹样装饰。此处是将“卍”字构成连环纹样，用浅平雕手法使其成为装饰底纹。其上有高浮雕图案三组，精细繁复的雕刻，使画面吉庆祥和，形象地表现了民众求生祈福、向往和谐的世俗信仰。可以说，坊表精美的装饰图案，与内蕴的深厚文化意味，构成了看似二则实为一的有机整体，不仅对人们的视觉具有相当有益的感染，更是对民众心灵深处产生着强烈的震撼!

    此外，隆昌石牌坊所蕴含的浓厚宗教气息，使其在一定情况下较好地发挥了教化工具的作用。如果说对于“三教”题材的表现，大足石刻比较多地融入了世俗审美情趣，但其偏重于宗教宣传的色彩十分鲜明。相比之下，隆昌石牌坊尽管也蕴含了不少“三教”文化内涵，但却超脱了单纯的宗教范畴，不受太多的限制，呈现出艺术化的表现画而。比如于“道教文化”的表现方而，相对于大足石刻，隆昌石雕牌楼对于道教内容的表现就显得意趣丛生。隆昌石牌坊的重点装饰部位通常以龙的形象给予表现，并常以“神龙”为依托，以此来宣扬道家“神龙至上，“得道成仙”的观念，具体体现在道家“神仙论”的“八仙过海”刻画之中，显得极具新意。

    实际上，大足石刻主要表现的是佛国世界，而隆昌石雕牌坊更多地体现的是儒家思想，主要反映的是对于忠孝节义的推崇。通过牌坊上铭文可知社会对于忠孝节义的重视。譬如牛树梅德政坊正下匾便有如此记述:“公为平襄望族，以袭世清德遒笃生。公成名进士，出宰百里，公不以小就为嫌，毅然以民社自任。初公之来，闻风者惮畏……树公下车未匝月，匪踪敛迹，人乡归里，安堵无虞，盖公之威先抑之也。至其损摇役、戒科钦、抑青吏、禁强暴。”“日听断数十案，反复精释。深恤民寞。虽疾恶如仇，爱民如子，而缓带轻裘，从容就理。于以隐窥，公之德过于才，而恩以济威，其功用自学问中来也以矣。”正门楹联则谓:‘读十年书从政能兼果达艺，作万家佛居官不愧清慎勤。”这是称颂其是“才德兼备恩威并济”的恺梯君子。再如孝子总坊中的坊文说:“我皇上御极之元年，本孝治天下之宝，心推恩锡，颖谕孝行海内，所宜报用阐幽光。”此乃翰林院庶吉士范云鹏所题，可见，当时宣扬“孝”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自觉行为。这些牌坊不仅体现了封建社会百姓对于“政在养民”理想状态的向往，同时对后人亦有良好的教育意义，对维护当时良好的社会秩序自然起着非凡的作用。所以，隆昌石牌坊不论是在世俗审美意象创造方而，还是在宗教思想的教化传播方而，二者之间既存在着一定的区别，同时亦有着较为显著的相似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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