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栏杆拍遍,梁衡 梁衡的才华与官职：牺牲节假日的创作之路，是否该隐退专注写作？

从此以后，我们心意相通，他给我寄稿子，我给他回信。每次看到他的新作，我都为他的才华所感动。于是我就想，梁恒责任重大，管理着全国几万家报刊杂志，哪有时间写这么好的文章？他一定牺牲了很多假期。于是我就想，他当官真可惜啊！要是他能像许多职业作家一样静下心来写文章，那该有多少好文章发表啊！

怀着这个想法，我又给梁恒写信，在信中写下了自己的想法，希望他能逐渐退居幕后，有更多时间创作。梁恒收到信后，一如既往地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，大概是不想得罪我，又说这个问题太复杂，不好回答。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志向，你不能强迫。”我也理解，以后再也没有提起类似的话题。

但我曾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。当时他在清华大学演讲，同学问他一个问题，说“如果让你重新选择，你会做什么？”他回答说：“当官。”我觉得我当时有点自以为是了！我不仅不支持他当官，还鼓励他隐退。其实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，写文章只是他政治抱负的宣言，他喜欢写重大的历史事件、重要的政治人物，他在这些文章里极力渲染自己的政治理想。所以，我觉得梁衡之所以能写出这些文章，是因为他和这些人物在政治上有同样的感受。如果他不是现在这个角色，而是一个纯粹的文人，那他就永远写不出这种感受、这种深度、这种高度。就像瞿秋白、范仲淹、辛弃疾不同于李渔、李清照、柳永等人的原因一样。

梁衡相貌俊秀，身形纤细。《中国散文》刊登了他的散文《周恩来虽伟大却不伟大》，封面上刊登了梁衡的照片。看到杂志，我突然想到了陈毅元帅。郭沫若称赞陈毅“一柱擎天百战，一将当诗人”把栏杆拍遍,梁衡，我想梁衡也有这样的特点。细读梁衡的《人杰地灵与鬼杰地灵》系列散文，可以发现他的政治情结。在《寻找渡口，寻找渡口，渡口在何处？》中，他写道：秋白和鲁迅、茅盾、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的高峰，也是并驾齐驱的。他应该知道自己身上蕴含的文化价值，应该在自己的学习中实现这种价值。但他没有。他目睹了人民的沉浮和党的灭亡，他举起双臂，跳进了黑暗之中。 只要能为社会进步照亮一步，他就坚决举起全身，燃烧自己。在《红纱蓝纱》中，他写道政治是天下大事，是人心大事。政治家的斗争，从来就是天下大事、人心大事。孙中山说：“天下为公。”一个政治家，总是用他为公的程度、为社会贡献的多寡来换取人民的支持、社会的认可。在《小院小路》中，他写道：伟人的困难与常人不同，常人为衣食无着而焦虑，为饥寒交迫而哭泣；而伟人则默默地探索兴亡之理，暗中用自己的力量力挽狂澜。在《永远的范仲淹》中，他写道：范仲淹是诸葛亮、周恩来那样的政治家，他一生主要以实践为主。 他按照自己处世治国之道，埋头苦干，把自己的才华全部投入到处理具体的政事、军事上，并不以写作为重。不是他没有文采，而是他没有时间。在《读柳永》中他写道：柳永和封建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，始终把从政当做人生第一目标。其实这也合情合理，谁不想把有限的生命发挥到极致呢？有工作才有权势，才可以施展抱负，才可以改变世界，才可以被后人铭记。在《打栏杆》中他写道：他（辛弃疾）原本把一生献给国家，准备在大漠抛头颅，战死沙场。但在南迁之后，他被迫离开战场，无处施展才艺。他像屈原一样，仰天长啸，怒击不周山，像共工一样。 他望着江水，望着长安，爬着危楼，敲着栏杆，只能流泪。

梁衡的文章堪称“当代正气歌”。他在很多文章中，都写到了自己对“良心”、“正直”、“正义”、“坚韧”、“爱民”、“无私”、“艰苦奋斗”、“忍辱负重”、“顾全大局”、“不以成败论英雄”、“人品重于政绩”等精神的推崇。如在《周恩来：大虚无与大拥有》中，他写道：总理在摆脱自我、真正体会到“大虚无”的同时，得到了别人所没有的“大拥有”。他有大智慧、大勇气、大才子、大相貌——那种倾城倾国倾城、联合国倾国倾城的相貌，尤其是他的大爱与大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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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古爱民之人，深受百姓爱戴。诸葛亮治蜀二十七年，武侯祠一千七百多年来一直受到百姓的参拜。陈毅在参拜武侯祠时写道：“孔明为何能打败昭烈（刘备）？我想孔明留下的是对蜀国的爱。”爱越深，我们越怀念。普通人相处，还是要报恩的，恩必报。但后人又怎能轻易忘记一个重建国家、振兴民族、造福人民的伟人呢？他还特意引用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：他或许有很多仇人，但不一定有私仇。他在《寻渡，寻渡，往何处寻》中写道：项羽兵败，明明前面有渡口，却不肯过河。 如果项羽被刘邦杀死，或者失败后渡过乌江，都不如投江自杀，在历史上留下永恒的余味。项羽在面临生的希望时举起宝剑自杀，秋白在即将功成名就时举起手术刀，他们都把即将终结的生命价值推向了更高的境界。哲学家宁可放弃工作，成就心愿。《寻杜》中还有一段话：当一个人从理性的角度领悟了生死大义，就会获得最大的力量和最大的平静。这不是身体的承受和情感的宣泄能达到的。理性的力量如轨迹的延伸般坚定。或许是因为篇幅有限，又或许是文字的节奏，还有更多的例子他没有在这里引用。 后来在《寻杜自注十五篇》中写道：史可法死守扬州，明知无法守住；谭嗣同在维新变乱爆发时不逃，明知必死；抗日名将张自忠在阵地即将丧失，可以以统帅身份安全撤离时，愿意留下来与将士们同死。他在《一千七百年沉思》中写道：这说明诸葛亮在那场历史斗争中，并不是单纯地想打败曹魏，只是想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，践行自己的处世准则把栏杆拍遍,梁衡，是想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。蜀魏吴三国之争，只是这三场实验的一个载体。他在《读刘墉》中写道：人生在世，天地之心人皆有之，人人都有自己的志向和才华，不分大小、贵贱。 只要心不死，才华得以发挥，就能流芳百世，人生就没有虚度，这也是为什么历史记住了秦始皇和汉武，也记住了刘永。

梁衡在感叹历史人物的时候，似乎和文武双全的人产生了特别的共鸣。在《寻渡》中，他写到，一个人没有才华，或者有一分才华，成就一件事，那就还好。最可惜的是，他有十分才华，却只成就一件事，甚至一事无成，这才是让后人感到遗憾的地方。你看岳飞写诗写得好，他有文学天赋，但人们只记得他的武功。辛弃疾是军事才子，年轻时率领万义军起义反金，投降宋朝，南宋政府却不重用他，只能“醉里灯看剑，营里梦吹号角”，后人只知道他有诗才。

梁衡有自己的政治抱负，他的话语体系和个人形象很适合现代政治。他主张领导人自己写演讲稿，鼓励即兴演讲，反对死记硬背。他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才华横溢，为人随和谦逊，在现代政治的领导人选拔中有着“讨好选民”的形象。但他在现实政治中似乎并没有完全到位，他“建功立业”的抱负总是难以实现。因此，他的写作和叙述中常常带有一种感慨。他在《读柳永》中写道：一个人很难选择环境，但可以利用环境。几乎每个人都有他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才能，他能否成功，取决于他如何处理与外界的关系。就像黄山上的迎客松，屹立在悬崖之上，沐浴着霜冻、风雪和雨水，渐渐变得干枯如铁，枝叶茂盛如云。看到它的游客，不得不尊敬和敬佩。 但如果松子有灵，让其自己选择生存之地，它一定会选择山脚下向阳的平原。只是无奈的山风把它吹到这里，或是一只鸟儿把它驮到这里，它被背在山上，放在悬崖的缝隙里。它向天哭，向地哭，却无人应答。一阵哀嚎过后（或许也有像刘永那样的牢骚），它把岩石打得满地都是，下定决心要好好活着。它拼命吸取天地之精华，伸出枝叶追逐阳光，伸出根须寻找水源，与风雪搏斗，终于成就了自己。他在《读韩愈》中写道：一个人无论受了多大的委屈，历史都不会和你一起哭，它只承认你的贡献。“悲壮”两个字，没有英雄气概是表达不出来的。

由此可见，梁衡也是在打栏杆。辛弃疾在“打遍栏杆”之后，成了诗人。梁衡在“打遍栏杆”之后，又做了什么？是散文家，还是政治家？现在似乎很难说。我们的时代还在快速变化，政治体制也在变化。这些变化让中国的政治越来越现代化。我相信那些立志改变中国的政治家，一定有机会“乘风破浪”。

梁衡是文学方面的大师，楷书、草书、隶书、篆书四体通晓，他的文集涵盖文学、新闻、政治、科学四大类。我办《万界》时，曾与编辑们一起研究过他的新闻理论。这次重读，主要集中于散文部分；他的文学创作理论也处处闪现着火花，冷静的叙述中蕴含着他独到的见解。他不摆架子，不耍手段，和他的性格一样朴实无华。科学方面的两卷我也翻阅了一遍。虽然我的数理化基础很差，不能多做解释，但对他的作品还是很欣赏的。厚厚的两卷，四十多万字，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。当然，他的文集中也有我没有仔细看的地方，比如政治方面的文章，就没有仔细看。 不是他文笔不好，而是他虽然想在这方面有见解，但在现行的政治语言体系中，他的见解极其有限，所以我只能用“领悟”二字一笑了之。但他的政治抱负，全都包含在他那篇“豪迈”的散文里。他的千言万语政论，比起长篇政论来，立意高远，语言扎实，张力十足，这自然是得益于他的文学功底和对问题的洞察。梁衡见多识广，记忆力强，古今中外名著他都熟稔，写作时，能随手拿起，自然准确，常常在不经意间画龙点睛。

我写的《梁衡人其文》一文，全是我真情实感（即使有些离谱，也是我性格的错），不这样写，就会觉得不真实。对联是：“文到极致，无奇不有，恰到好处；人到极致，无异不有，自然而然。”这是梁衡很喜欢的一副对联，我就送给他，以此作为结尾。